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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i baccarat:湖山忆书|失踪的文本:达让松《法国古今政府论》

来源:泰州新闻网 发布时间:2021-02-25 浏览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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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湖山忆书|失踪的文本:达让松《法国古今政府论》

在我的藏书中,达让松的《法国古今政府论》(1765)很稀奇。一是由于这书对十八世纪法国政治头脑的生长颇有影响,然则这个影响自己却不那么显著,显得很神秘;二是由于此书的某一位所有者赫赫有名,他们家族影响了十九世纪后半叶的欧洲政坛。

先谈谈《法国古今政府论》手稿的流通、出书及其与那时法国头脑的关系。

卢梭在他的《社会左券论》中引过不少书,其中有一份文献,他引得最多,前后有四次,而且给了很高的评价。在其中一处引文中(第四卷第八章),卢梭写道:

厥后在写给乌斯特里(Leonhard Usteri)的信中,卢梭透露,他在《社会左券论》中提到的这份手稿的作者就是“已故达让松侯爵”。他继续赞美道,只管身居高位,出任外务大臣,然则达让松依旧“不失为一位正直的、且心里良善之人”。1764年,正是在卢梭的推动下,这份手稿首次正式刊印出书。此时,达让松去世已有七年。另一位对达让松赞誉有加的哲人是伏尔泰。他们两人可能在读路易大王中学时就熟悉,维持了一辈子的友谊。达让松很早就把自己写《法国古今政府论》的想法透露给伏尔泰,并于1739年5月1日寄了一份手稿的誊录本给他。伏尔泰读后,在回信中说道:“在您的著作中,我发现了自己所有的想法。”《法国古今政府论》的影响不止于此,它还对革命前法国的政治革新以及政治大争执的激进化有直接影响。不外,在政治头脑史的谱系中,《法国古今政府论》的形象却并不那么清晰,研究不多。大部门著作会提到达让松,然则事实他的《法国古今政府论》发生了什么影响,却言之不详。《剑桥十八世纪政治头脑史》只有两次提到达让松的名字。研究也不多,只有一本专著,文章倒有几篇,但也只涉及达让松某个方面的看法。2019年,加拿大学者詹吉尔(Andrew Jainchill)凭据多份手稿校订整理,并由伏尔泰基金会出书的《法国古今政府论》,这是此书在十八世纪之后的首次重版。以是,从研究的角度来说,达让松和他的《法国古今政府论》就像一个有待解开的谜,很吸引人。

我注重到达让松,也是有时。我曾对十八世纪法国制度史很有兴趣,对地方行政制度的革新兴趣更浓。由于这关系到另一个研究十八世纪史人都市关注的问题,即旧制度法国政府到底进行了哪些革新?革新为何拯救不了君主制?关于这个行政制度的革新问题,国际关系史巨擘勒努万(Pierre Renouvin,1893-1974)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写过一本十分详实的著作《1787年外省议会:起源、生长和效果》,专门剖析谈论1787年的地方行政革新。此次革新在天下十七个财税区组建了全新的“省议会”,所涉局限之广,影响之深远,远远跨越之前任何一次革新。勒努万在剖析“省议会”革新的头脑起源时,就谈到《法国古今政府论》,他以为这书有转折意义,由于之前,只管也有人提行政革新,但不外是针对局部问题的修修补补,而《法国古今政府论》第一次提出了周全革新,要求不仅破除特权,而且让有产者介入地方治理 。这就引起了我的注重:达让松既然是贵族,为什么他不像米拉波侯爵那样捍卫地方特权,倡议确立地方三级集会,反而要否决他自己的品级利益呢?他的设计外面看来很现代,不仅和1787年革新方案很像,而且同1789年制宪议会革新地方行政体制的基本精神也很靠近?为什么这样的设计会出自一位十八世纪上半叶的贵族?于是,我最先阅读达让松。

达让松身世于一个古老的贵族家庭。家族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244年,类似的家族在十八世纪已经异常罕有。从十七世纪最先,达让松家族就一直担任着政府高层文官职位。达让松的履历和那时大部门贵族没有太大区别:名校结业(路易大王中学、巴黎大学)、外放外省(任西南区域埃诺—坎布雷西斯督办官三年)、回巴黎就职(在差异部门当参事)、升迁(1744年出任外务部长)。然则达让松很不善于当官,被那时政界的人挖苦为“傻瓜”,做了三年部长后,他告退归隐,专心著述。不外,他写的器械不算多,生前正式出书的更少,署名出书的只有一部叙述教会公法的著作,另外他在《经济学杂志》( Journal Œconomique,1751年创刊,1772年停刊)揭晓过五篇文章。达让松留下了大量的札记、日志和回忆文字。他去世后,这些质料由他的后人继续,在法国革命中因种种缘故原由被政府没收,后分别为卢浮宫图书馆(Bibliothèque du Louvre)和阿森纳图书馆拥有。十九世纪上半叶,学者凭据卢浮宫图书馆的珍藏,出书了两个版本的达让松回忆录和日志。由于达让松有敏锐的观察力,对时势有独到的看法,以是对任何一位研究十八世纪的人来说,他的日志都是不能或缺的质料。1871年,卢浮宫图书馆不幸失火,质料付之一炬。所幸的是,达让松的后人在此之前誊录了部门质料,现存于普瓦捷大学图书馆。

《法国古今政府论》是达让松的主要作品之一,1764年首印,次年重印。这两次刊印很可能使用了统一份稿本,差异不大。据一位德国史家考证,这份稿本可能就是卢梭在《社会左券论》中提到的那份他自己珍藏的手稿。不外,卢梭对这一版很有意见,他在信中说过,错误和纰漏太多,手稿中有一些主要段落不知何以被删除,以是很想重版,但最终没能实现。1784年,达让松之子Paulmy d’Argenson再版此书。

他在前言中宣称,这一版依据的是他父亲生前留下的最后一稿。这一稿与1764年版差异很大。然则由于达让松的文藏被毁,以是实际上我们不太可能知道他在赠阅卢梭等人之后,是否尚有修改。不外,凭据其中的某些内容可以推测,至少某些部门绝对不能能出自达让松之手,由于其内容与说话同杜尔阁以及助手内穆尔·德杜邦的《市镇治理备忘录》( Mémoires sur les municipalités)十分靠近。然则,那时人却被蒙骗了。重农学派的代表米拉波侯爵赞叹:杜尔阁的《市镇治理备忘录》“与达让松的《民主》如出一辙”。这也让更多人对省议会革新信心倍增。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达让松在文人中的声望。

1737年手稿封面(手稿2)

《法国古今政府论》的手稿情形更庞大。由于达让松对手稿修改了很多次,而且差异的修改版又在文人圈中撒播了良久。以是,留下的版本比较多,内容有区别,到底哪一稿更早,也很难给出明确的谜底。另外,手稿的问题也同印本完全差异。研究者詹吉尔遍寻法国各大图书馆,整理出四份主要版本。问题直译如下:

手稿1:政治论文。剖析在何种程度上民主被君主制政府所接纳。 直至民主得以被君主制政府接纳,回应布兰维里耶先生支持法国古代封建政府之政治论文。1737。

手稿2:直至民主得以被君主制政府接纳。本篇政治论文因布兰维里耶关于法国古代封建政府之政治论文而缔造。1737年

手稿3:直至民主得以被君主制政府接纳。1752

手稿4:直至民主得以被君主制政府接纳

詹吉尔的本子以“手稿2”为底本。他以为从誊录的情形和装帧样式来看,“手稿2”似乎是最正式的一份稿子,很可能是达让松交给朋友们审阅的定稿。詹吉尔将“手稿2”与其他手稿以及1764年的本子进行了仔细校对,找到了一千八百多处差异。不外,这里没有必要详细注释这些差异,只谈一下与手稿相关的一些基本情形。

首先,“1737年”是泛起在所有手稿上的最早日期。这很可能是成稿的日期,但不是起草的日期。凭据现有的质料推测,手稿约莫起草于十八世纪二十年代末。那时,达让松是巴黎最著名的政治沙龙“夹层俱乐部”(club de l’Entresol)的成员。他曾向俱乐部的成员透露过,他正在思量一些有关君主制的制度问题。约莫在1733年,他形成了一些想法。在这一年的某条条记中,他示意会“专门写一篇论文”,讨论“若何让君主制政府接纳民主的看法”。“夹层俱乐部”是十八世纪上半叶异常主要的政治俱乐部,规模不大,但职位非统一般。头脑史家夏克尔顿以为,“从博须埃的《据圣经论政治》到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的问世,其间法国政治头脑的转型即是夹层俱乐部成员的手稿所奠基”。

另外,从“手稿1”的问题可以推断,“回应布兰维里耶先生……”很可能是最初制定的副问题,不外厥后逐渐弃用。这个问题透露了一条主要信息。达让松撰写此书的最初目的,很可能是为了同布兰维里耶争执。布兰维里耶是十八世纪初的历史学家,著有《法国古代政府历史》等,是“贵族论”(thèse nobiliaire)代表。所谓“贵族论”,简朴地说就是以为法国起源于法兰克人的征服,征服的历史确立了贵族权力的合法性,支持封建制度,以为绝对君主制违反了他们理想中的“古代政体”的精神。与之对立是“王权派”(thèse royale)。王权派以为法国的政体源于罗马,自始至终都是绝对君主制,封建制度是扭曲,是制度的松弛,而路易十四确立的政体恰恰是“古代政体”的回归。既然达让松驳倒布兰维里耶,那么他就属于“王权派”的一员。他在《法国古今政府论》中所表达的对君权的支持,对贵族权力的否决,都可以视为证据。

为什么“回应布兰维里耶先生……”厥后逐渐不用了呢?我猜可能有两个缘故原由。首先,达让松对“王权派”的态度原本就有所保留,这或许与他在外省的履历有关。达让松统领的埃诺-坎布雷西斯是一个贫瘠落伍的区域。这段履历只管时间不长,然则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影象。达让松在自己的回忆和日志中,留下了大量的文字,记述了地方国民的痛苦。他甚至把路易十四死后的法国比作一座“伟大的收容院”。他以为,“过分管制”(pas trop gouverner)是导致外省贫瘠的不容忽视的缘故原由,由于这忽视了地方利益,忽视了社会的公益,一切都为凡尔赛服务,一切都为宫廷服务。可见,他以为国王过于绝对化,过分过问,是社会贫瘠的主要缘故原由。另一个缘故原由可能是达让松以为,若是想要脱节社会贫瘠,必须要让“公益”成为统治的基本准则,既要制止私利的过问,也要制止“过分管制”,这些思索远远超出“贵族论”与“王权论”的论战。以是,原先的问题便弃之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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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一份质料能证实达让松的头脑与态度的转变。达让松对高等法院很不满,以为这是一群自私自利的贵族,以为高等法院就应该只管诉讼,而不应该过问其他事务。然则“手稿4”在这个问题上有所差异。达让松完全认可了高等法院的传统权力,以为这种权力“对臣民和公共秩序而言都大有裨益” 。这条质料很可能写于十八世纪五十年代,那时高等法院与国王正因税收等问题两相僵持,互不相让。这段历史或许让达让松意识到高等法院在限制君权方面有不能替换的作用, 他在1749年3月12日的日志中,就波尔多高等法院否决什一税一事写道:高等法院此举“不是为了他们自己的权力,不是为了他们自己高慢的特权,而是为了在贫困和税收中呻吟的人民”。

十八世纪法国政治自由主义在很大程度上诞生于对民众痛苦和社会不同等的深切体察。对达让松这代人而言,路易十四执政后期的历史,不仅令他们的民族主义情结备受挫折,而且也让他们亲眼见证了无限膨胀的权力欲带来的灾难。事实以一种无可辩驳的方式证实,“国家理性”并不总和“公益”(bien public)或“人民利益(bien du peuple)”吻合,两者泛起矛盾,甚至泛起冲突的情形也绝不是有时征象。费讷隆在《致路易十四》这份文本中甚至不愿用“陛下”(Majesté)来称谓路易十四,原理很简朴,民众“啼饥号寒、挨饿受冻”,这完完全全是“君父”之过。悲天悯人的情绪首先孕育了一种社会哲学,强调人道主义,强调社会同等。有关建设公共福利的设计最先泛起,人们纷纷呼吁国家和社会担负起公共慈善的职责。另外,经济自由头脑也最先成熟,并逐渐将一种自然秩序的远离融入对经济历程的剖析。在布阿吉尔贝尔看来,市场和价钱的自觉调治是一套更稳妥、更平衡、更康健的秩序。由此,公益或人民利益被视为新的准则,甚至取代了“国家理性”“国家利益”,视作良治社会的尺度,是治理的基本目的。

不外,只管同情社会、指斥路易十四,然则这代人还不至于否决君主制。他们只是革新者,而不是革命者。他们的目的是调整王国的秩序,以确保公益能够获得体现,而不是推翻秩序。他们的思绪也并不庞大:既然大多数问题是由于权力“过分管制”造成,那么恢复合理秩序就意味着权力的触角不要伸得太长。表现在经济商业领域,这即是反重商主义的言论,表现在政治领域,即是一种政治自由主义。然则,这种政治自由主义体贴的不是权力问题,而是利益问题,不是参政问题,而是治理问题,归根结底是若何保证臣民的利益获得顺畅的反映,获得合理的落实。

达让松撰写《法国古今政府论》也是在回应这个问题。他以为,法国问题就在于“君权越绝对,公权力越能压垮一切,扑灭一切,扑灭一切,社会会变得软弱无力,人口会削减” 。以是,必须要停止公权力,必须要脱节“自黎塞留执政以来的一个险些普遍的私见,即以为王权权威的荣耀和气力在于臣民的奴役般的依附” 。他以为,出路就是把经济自由那套原则应用到国家治理层面。达让松提出一个异常“先进”的口号:

为什么“管得越好,就应当管得越少”?达让松给出了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来自履历,由于“放任自由、放任自然自由” 原则已经成就了英国和荷兰的繁荣,以是法国没有理由不能从中获益。第二个理由来自理论,是传统的绝对君主制里的,由于君权应当和天主一样,“天主统治一切,协助一切,然则会让一切次级缘故原由(causes secondes)自由运作……一切统治身手(art du gouvernement)就在于完善模拟天主” 。以是,王权应当“统而不治”。君权放手不管的那部门,便由他所谓的“民众治理”(administration populaire)来填补。为此,达让松初步设计了一套地方行政体制。革新不是为了侵蚀王权,以是督办官被保留,他代表王权“统治”(gouverner),然则权力受到限制,仅饰演“督查”的角色,不直接加入地方事务,而且三年一换选。“民众治理”由“民众官员”(magistrats populaires)卖力,其职权与省三级集会类似,卖力地方的治安和税收。“民众官员”的发生方式很稀奇,不是由民众选举发生,而是先由民众“通过投票选举”,后由督办官与其副官协商决议。这是一个全新的行政角色,也是达让松革新设计中最有特色的部门。这份设计的另一个怪异之处在于达让松设想把天下分成若干“省” ,每个省面积小于现行的“财税区”(généralité),确立统一的行政体制,即由督办官卖力督查,民众官员卖力地方事务,地方高等法院卖力地方司法。达让松不信任贵族,以是极大地削弱了高等法院的权力。“省”这个词,原来的意思是分摊,包罗税负的分摊、行政事务的分摊,而经达让松的革新,酿成一种行政区划,寄义为之一变,这个用法一直延续至今。

以是,就地方行政体制革新而言,达让松的想法很激进,但也并不激进。说他激进,是由于凭据他的设想,法国的地方行政体制将朝着统一的偏向迈进,这意味着地方特权将不复存在。传统上,每个地方的制度都是怪异的,都是与众差异的,由于制度是“不能追忆”的历史所塑造,怪异的历史与传统构成了地方特权的本质。以是,统一性意味着竣事地方特权。事实上,达让松革新的目的之一,不仅要破除地方特权,还要破除贵族特权。在他看来,一切特权不外是封建残余,贵族本质上就是“脱离于其他所有公民品级的品级”,要彰显国家的公益,就必须要彻底破除私利,“摧毁贵族”, 实现“公民之间的完全同等” 。

只管达让松的设想与1787年的革新不完全一致,但毫无疑问他准确地预见到了革新的基本趋势,即恢复地方议会传统,扩大参政的社会基础。另外,他关于公益(他并没有剖析过“公意”)的剖析,也同卢梭的看法很靠近,对贵族品级的抨击与西耶斯《什么是第三品级·论特权》的说话也很相近,只管现在尚不清晰他对此二人的头脑是否发生过直接的影响。可见,达让松的文字有着差异寻常的诱惑力,十分迷人,由于它似乎预见到了十八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的法国历史。他在1751年9月3日的日志中写道,法国会履历一场动荡,届时:

这种预言不仅有诱惑力,而且很有疑惑力,一不留神,就容易把达让松看成是君主制的掘墓人,看成是现代民主的预言家。剑桥学派的约翰·邓恩就有这种看法。他在《让人民自由:民主的历史》 这本激情洋溢、文采飞扬的著作中,把达让松视为十八世纪后半叶民主再度降临、并进一步改变天下的要害一环。他以为《法国古今政府论》是十八世纪早期有关法国政治处境最引人入胜的著作之一,而达让松原本是君主主义者,但却是位失意的君主主义者,深刻熟悉到制度的危急,信赖唯有依赖有限的民主,才气拯救制度。基于这些判断,邓恩信赖:

按理说,剑桥学派应更重视文本的历史语境,不至于会像施特劳斯学派那样“望文生义”、“异想天开”。然则,邓恩教授却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他误以为达让松所谓的“民主”就是人民主权理论下的民主。事实上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达让松简直允许民众能够自由地周全地介入地方的治理,然则人民并不拥有主权,也没有任何权威。“民众官员”不是选举发生,更不能能挑战督办官与王权。在这方面,达让松的意图异常明确。他强调,一切公权力根本上来自王权 ,革新的焦点是要实现“关切”(attention)和“放任”(abandon)的平衡, 不改变“依附性”(dépendance),但要允许“某种独立性” 。民主既是介入,也是交流,通过破除国王和地方之间的居间障碍,确保民众的直接介入,实现上令下行、下情上达。在这个意义上,达让松提出的民主,与权力无关,而是一种引发民众积极性的行政手段,“以获得最好的效果” 。他从不否决君主制,更没有挑战绝对君权理论,君权非但没有受限,反而更为膨胀,只要君权能代表公益,那么君主与臣民的关系就完全可以像天主与臣民一样。这同重农学派的“开明专制”理论异常类似,臣民有权,但始终仅仅限于经济和社会领域,与政治无关,他们不是主权者,他们依旧是臣民。

固然,邓恩只管解读有问题,但他的看法却反映了另一个相关问题。达让松可能在最初撰写《法国古今政府论》时,思量的或许仅仅是社会危急,而不是政治危急,然则在十八世纪五十年代,当他写下那段有关革命的预言时,他思量的显然是政治危急,而不是社会危急。而此时,他曾构想的新体制,是否仅仅是作为一种表达社会公益之制度,照样成了一种预防机制,以“有限的权力”阻止真正的人民主权的泛起?这个问题,或许对明白世纪中叶法国的转向,十分要害。

左:藏书签 右:1875年Madame Standish(伊丽莎白二世旧藏,来自维基百科)

最厥后谈谈这个藏本的前一任所有者。她是十九世纪中叶的斯坦迪什夫人(Madame Standish)。对中国读者而言,斯坦迪什夫人这个名字听起来有些生疏,然则若是提到盖尔芒特公爵夫人(Guermantes)以及她在巴黎举行的沙龙,读过《追忆似水年华》的人一定会有印象。事实上,斯坦迪什夫人就是盖尔芒特公爵夫人的原型。这位贵妇人是那时巴黎社会甚至整个欧洲上流社会中的名媛,她姿色过人,才情卓越,穿着时尚,曾深深打动了普鲁斯特的心。普鲁斯特的仆役曾这样记述:“这位女士一直异常优美,而且保持着很有格调的优雅……普鲁斯特先生熟悉她,是在格雷福尔赫伯爵夫人家里(Comtesse Greffulhe,1860-1952,这是盖尔芒特公爵夫人的另一个原型)熟悉的,我信赖,她的装束令他着迷。”斯坦迪什夫人的身世完全可以写成一本书。她出生于极显赫的佩鲁塞-德卡尔斯家族(Masion de Pérusse des Cars)家族。其家族的历史与达让松家族平起平坐。在十八世纪,若是贵族家族的历史能追溯到公元1400年以前,那么就拥有觐见国王的殊荣。此即“宫廷礼遇”(Honneurs de la cour)。那时法国有三十五万贵族,拥有这项特权的仅九百四十二个贵族家族,其中有可靠族谱纪录的只有四百六十二个。另外,斯坦迪什夫人的母亲来自图尔泽尔家族,这在那时也赫赫有名。图尔泽尔公爵夫人(Duchesse de Tourzel,1749-1832)是路易十六最后一任“王储女教师”(Gouvernante des enfants royaux)。斯坦迪什夫人于1870年嫁给了亨利·斯坦迪什(Henry Noailles Widdrington Standish,1847-1920)。斯坦迪什是一个显赫的英国姓氏,历史可以上溯到诺曼征服时期。这个家族最初为兰开夏的庄园主,厥后继续了大曼彻斯特(Greater Manchester)区域庄园主的头衔,势力越来越大。亨利的祖母是著名法国作家让莉斯伯爵夫人(Comtesse de Ggenlis,1746-1830)的后裔,而且同奥尔良家族的关系也非统一般。亨利出生在巴黎,在法国长大,厥后参加了第二帝国远征阿尔及利亚的军队,他和法国的关系原本就很亲切,而娶了斯坦迪什夫人之后,与法国上层的关系更为慎密。这层关系为斯坦迪什家族提供了怪异的政治资源,使其成为威尔士亲王的“座上宾”。十九世纪后半叶,英法两国放弃了几个世纪的愤恨,逐步走向联手。维多利亚女王和她的儿子威尔士亲王都是“亲法派”。威尔士亲王更贪恋法国文化。他的法语说得很好,在伦敦的马尔堡宫招募了一批英法上层贵族,坐论欧洲形势,其中就有斯坦迪什配偶。威尔士亲王旅居巴黎时刻,也经常收支斯坦迪什夫人在巴黎的豪宅。更有趣的是,斯坦迪什夫人与亲王的妻子亚历山德拉公主长得很像,于是有谣言说亲王与斯坦迪什夫人曾有过一段故事。威尔士亲王登位后,为爱德华七世,为缓和欧洲事态,更需要法国的奥援,因此仰仗着法国上层贵族为他出谋划策。在包罗斯坦迪什配偶在内的智囊团的策划下,1902年英法签署《英法协约》,这奠基了一战前欧洲的基本款式。斯坦迪什配偶没有后裔。随着亨利去世,这个延续了六百五十年的家族至此竣事。斯坦迪什夫人把她丈夫的所有藏品都捐献给英国威根(Wigan)图书馆。在丈夫去世十年后,斯坦迪什夫人以八十六岁高龄,在她那座曾接待过欧洲各色绅士的豪宅中去世。这座宅邸现今位于巴黎第十六区贝罗伊街3号。

在收获这本《法国古今政府论》时,我想,斯坦迪什夫人不太可能推测,脱离人世近一个世纪后,她的藏书会泛起在一位东方的研究者的书架上。

参考资料

d’Argenson, Considérations sur le gouvernement ancien et présent de la France, edited and introduced by Andrew Jainchill, Liverpool, England: 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 2019

d’Argenson, Journal et mémoires du marquis d’Argenson, publiés par E. J. B. Rathery, 9 tomes, Paris, Mme ve J. Renouard, 1859-1867

d’Argenson, Mémoires et journal inédit du marquis d'Argenson, 5 tomes, Paris: P. Jannet, 1857-1858

François Bluche, Les honneurs de la Cour, 2 tomes, Paris, 1957

John Dunn, Setting the People Free: The Story of Democracy, New Have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8

Pierre Renouvin, Les assemblées provinciales de 1787: origines, développement, résultats, Paris: Picard, 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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